口述：我在上海方舱当病友大组长

在月月接触的人里，没有人比她在隔离点和方舱待的时间更长。从4月中旬被告知感染新冠，到5月上旬转阴出舱，月月先在办公楼隔离点隔离，又在隔离点关闭后不得不被转送到上海市最大的方舱——“四叶草”（国家会展中心）。

在进入“四叶草”后，她被两个即将离舱的大哥挑中，成为新一任的组长接班人，负责管理100多个病友。在这20多天的时间里，她对人生百态也有了不同的认识，以下是她的口述：

记者 | 文思敏

编辑 | 倪   妮

口述者 | 月   月

在隔离点和方舱的20多天里，我看到了人生百态，包括一些人的冷漠，以及老年人的可怜处境。

4月16日上午，我在家看电影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杨浦区疾控中心打来的。他们说，我“阳”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很突然，因为我没有任何症状。工作人员只是说，近几天会通知我转运的事情，让我做一下准备。

我有一个同事已经转运走，我就问她要带些什么东西。她说一次性内裤、一次性水杯、抽纸、酒精，我马上找了个跑腿小哥帮我去买，东西基本都买到了。晚上，我做了一顿“最后的晚餐”，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电话就来了，他们让我当天就走，中午11点，“大白”就会过来。

下楼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邻居老奶奶也要被转运走，她是一个人。我跟邻居还不熟，只是在做核酸的时候碰到过。我在群里问了一下，有没有人认识老奶奶，结果一直没人回复。

一开始，我去的是隔离点。排队登记的时候我拍了张老奶奶的照片，发在楼栋群里，10多分钟过后，有一个人回我了，是老奶奶的儿子，他说母亲已经90多岁了。进隔离点要登记领物资，我登记完了看到老奶奶还在登记，就问她是不是要帮忙。“大白”说要登记电话，但老奶奶不知道儿子的电话，自己也没有手机。我在群里问她儿子，结果又一直没回复，所以我把居委会的电话告诉了“大白”。

隔离点都是临时的，我当时在的隔离点在一个办公楼里，设施不是很齐全，如果要洗澡，只能打水冲一下，也没有医护配置，但每层楼会有“大白”，不过只是志愿者。分房间的时候，老奶奶分到了十楼，我在十一楼，离得不是很近，照看也不是很方便，但楼层相连，也还能跑楼梯去看一下。

我的屋子里一共有24个人，里面也有一个快90岁的老奶奶，年轻人不多，只有两三个。其他的就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，还有一个带着19个月大孩子的妈妈。

我们的房间里中老年人比较多，他们一般早上5点多就醒了，晚上10点不到就熄灯。早上5点多天已经亮了，办公楼的窗户是落地窗，没有窗帘，天亮之后很难再睡着。所以那段时间，我的作息也非常规律。

在隔离点，吃泡面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。

进去第三天我发烧了，退烧之后背部和腰部都很痛。本来是每天都要去楼下看老奶奶的，但因为发烧也不是很方便，我就跟她儿子发信息说，等我好一些再去看看。烧退的第二天，她儿子给我打电话说，老奶奶摔倒了，让我去看下情况严不严重。

我到了就看到老奶奶斜靠着墙坐着，感觉歪歪倒倒的，跟之前刚进来时坐得很端正不太一样。旁边的病友跟我说，老奶奶刚开始来的时候肯定是很好奇有新鲜感，所以精神状态好，待了几天，床又塌又矮，睡不好，饭很硬也吃不了多少，所以身体快不行了。我就去找“大白”，说有个90多岁的老奶奶不行了，要医生来一下。

“大白”让我打墙上的电话，刚开始打不通，打了10分钟后终于接通，我描述了老奶奶的情况，对方说，医生都在隔离医院里，要先联系一下说明情况，然后就挂了。陪老奶奶等医生时，一开始，我跟楼层几个阿姨聊天，老奶奶就在旁边坐着，感觉眼睛都要闭上了，那时候才晚上7点多，我说扶着她去睡觉，老奶奶说不，晚点如果要上厕所不好起来。我说好，那再等等。后来又过了10多分钟，老奶奶的眼睛又闭上了，感觉是要深睡的那种，我就跟病友一起把老奶奶扶到床上睡觉。

因为等得太久，我就先上楼了，托老奶奶同一楼层的人帮忙看着她。

我们房间的老奶奶，年纪有89岁，感觉比邻居老奶奶情况更严重。她手机的铃声一直在响，而且声音很大，整个房间都能听得很清楚，但她一直没接电话。我一开始以为有人在放歌，直到有个阿姨来提醒老奶奶，说你的手机响了。老奶奶可能没听见，或者没反应过来，她也没有去拿手机。阿姨就直接把手机拿给老奶奶，放在耳边。老奶奶对电话说了几句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我感觉应该是没通上话。

那天晚上，有医生来给同屋的老奶奶测血糖。

这个老奶奶也站不起来，一直在床上。饭是阿姨拿过来的，我猜她应该是老奶奶的亲戚。我看到老奶奶半天也打不开盒饭的盖子，也不知道拿筷子，意识似乎有点模糊。阿姨就把筷子直接放在她手上，如果不递筷子，老奶奶都在用手抓菜。

其他病友一直在帮老奶奶打120，但打不通，最后打的110，让警察帮忙叫120。

在隔离点需要一直戴着口罩，包括睡觉的时候。老奶奶因为呼吸不是很顺畅，所以睡觉时就把口罩拿开了。旁边离得近的人因为怕被感染就都搬走了，虽然大家都是阳性。老奶奶躺着，有痰只能躺着吐，也没办法翻身。我就看到痰从嘴巴里出来，顺着嘴唇和下巴流下来。老奶奶这时候还有些意识，侧着身子找纸巾擦掉了，然后又在找垃圾桶，没有特别不清醒。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把我的垃圾桶拿了过去。老奶奶还跟我说了“谢谢你小姑娘”之类的话。

那天晚上熄灯以后，我有点失眠，凌晨一点多也没有睡着。借着落地窗的月光就看到老奶奶起身了。我当时犹豫了下，要不要去扶她，或者叫她的亲戚阿姨起床。然后我看到老奶奶在床上坐了几分钟，我就干脆起来了。

我扶老奶奶起身的时候就看到床已经湿了，老奶奶可能已经尿在床上了。老奶奶没有跟我说，可能也是因为自尊心。我跟老奶奶说，我扶你去厕所，老奶奶那个时候裤子有一条腿已经脱掉了，我就让她坐下来穿。一直穿了几分钟还没穿好，我就去叫醒阿姨，然后我就睡觉了。

第二天，我感觉老奶奶的情况好了一些。那天下午还是晚上，她就转走了。我下去找10楼的老奶奶，病友也告诉我，在头一天晚上她也被送去了医院，两个人一前一后。

我在隔离点待到5月初，一共待了半个月。隔离点的规则是，两天做一次核酸，四天算一个循环。如果要出去需要两连阴。如果不是两连阴，就需要再等四天的循环。

在4月底我第一次转阴的时候就在想，肯定五一可以在家过了，结果第二次测又阳了，得重新开始。后来，“大白”告诉我说，隔离点要关闭了，我们都要被送去方舱。

转运时的巴士，座位等都被包裹了起来。

“大白”说的方舱就是“四叶草”，是最大的那一个。那时候同屋还留在隔离点的只有11个人，而一起转送方舱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病友，其他人的上一次检测都是阴性，需要在隔离点再等下一次结果。

刚进到“四叶草”，我就觉得好特别，好像一个有密集床位的超市。我被分到B1区，从头走到尾，大概要走一分钟。“大白”让我自己进去挑空床位。有一个上海老阿姨，69岁了，她跟我说，你都走过来了，就睡我旁边吧，我就选了那个床位。

方舱也会举行一些小活动，比如“你划我猜”的游戏，奖品是可乐。

也是因为这个老阿姨，我被“上线”的两个大哥发展为组长。当时他们可能看到我在帮老年人调试手机，觉得我比较热心。那天很突然，他们已经转阴，第二天就走，所以也急着要找“接班人”。两个大哥一开始让我当小组长，管20个人，要做的就是分饭、统计小组病友的出院和新增入院信息这些事情，我就答应了。

没过多久，他俩又过来了，让我当大组长，管B1区的100多个人。我说不行，人太多了。他们说，没事的，每个组有小组长，你就管小组长就可以了。

大组长要去拉饭，一拉就是五六箱，我完全搬不动。两个大哥给我找了一个助手，后来又叫了一个女生帮忙。我就这样成了方舱里的大组长。日常就是每天6点不到要起床，跟另外一个女生一起推着推车去固定的地方拉饭。头一天，我们会统计每个组的人数，包括他们要吃什么，比如是选正常餐、回餐、全素还是给糖尿病患者的“糖餐”。因为每天的人都进进出出，所以每天的信息也要重新更新和统计。

饭拉到每个小组的门口就要叫小组长出来领饭，分发到每个床位。每天三餐固定的时间到了，我就要去拉饭，其他时间休息，护士那边有什么事也会搭把手，比如帮他们扫核酸码，拧下试管盖之类的。

月月每天等待拉饭的地方。组长们用推车装盒饭，再把盒饭运送到各自的病区。

我在方舱的那段时间，自己感触比较深的就是，老人真的很可怜。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，忽略了老人。包括那个90多岁的邻居老奶奶，当她被拉去隔离的时候，她的儿子甚至都没有在群里问谁能照看一下。

还有在方舱住在我隔壁的老阿姨，她的职业是保姆，之前住在雇主家，所以如果出去的话，雇主家肯定是回不去了，她也没有地方去，就只能把方舱发的床上用品四件套打包带出去，因为她也不知道她最后可以住到哪里。

我因为是组长，所以会掌管一些物资，比如泡面之类的。“上线”的两个大哥走之前特意叮嘱，不要每个人都给，因为数量有限，紧急情况再给别人，比如小孩、有人半夜饿了。有几次，几个老年人找我要泡面，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就是说想吃泡面，可能盒饭吃腻了，我就说不行。其实我很烦这样的情况，拒绝老年人真的很残忍，只是吃个泡面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。

我发现大家对小孩子的包容心要比老年人多太多。大家可能会对小孩子很宽容，但是对老年人就比较嫌弃。

第二个让我比较触动的是，我感觉一些年轻人很冷漠。有一个小组长是个小姑娘，找我要物资和志愿者荣誉证书的时候很积极，但是每次找她发饭，她就像没有听到一样。这个时候，他们组的另外一个女生就接了下来。

我在方舱的这段时间里，见到这样的年轻人蛮多的。有两个小组长，他们也是要走了，让我帮忙找一下接班人。我就到他们的组里去看，有几个年轻人在，我问他们愿不愿意做志愿者，承担一下组长的任务，他们就摆手表示拒绝。这些都是年轻力壮的人，你跟他们说当组长，他们甚至都不跟你说话，就是直接摆手。

之前在隔离点的时候，每天睡觉前我会回顾一下当天发生了什么，记录一下。但是到方舱以后我就不想写了，那几天我没有写过任何东西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每天做的事情太琐碎繁杂，反正就是不想记录了。当然，也不是说在方舱遇到的这些人做了什么特别让人生气的事情，但就是觉得看到人生百态，包括人的冷漠，老年人的处境，这些事情让人很心烦。

后面有几天我也很焦躁，因为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倒不是担心自己出不去，而是真的时间太长了。被转运的人一般平均两周左右就可以出去，也有一周之内就走了的，但我在隔离点和方舱已经住了20多天了。

核酸的CT数值达标后，月月收到出院发的贴纸，上面写着5月6号出院。

出舱那天，月月拍下舱内排队的场景。B1区的人员大多从隔离点转运过来，隔离的总时间大部分在半个月以上。每个出舱的队列都有大白领队，到关口各自扫自己的入院二维码，再在门口喷洒消毒。大巴停在广场上，等待当天出院的隔离人员。

5月7日，我总算满足出舱条件了。当时大巴把我们送到转运中转站，然后由另外一个大巴接力，把我们送到小区门口，或者想下车的地方。我想在街上走走，就没有坐到小区门口，在路上走了10多分钟。

回到家的那天我非常困，睡了一下午，晚上10点又困了就继续睡。可能到家了，就感到一种全身心的放松。之前在方舱里每天睡5个多小时，白天事情多也不困，意志力也让人不敢睡，怕有人找我。

如果要说生活有什么具体改变的话，那就是我以前不喜欢喝水，每天喝不到500毫升，现在就真的会喝很多水，这是在方舱养成的习惯——因为不用吃药，那里的人会建议你多喝水，帮助排毒，会好得快。

本文版权归第一财经所有，

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翻译。

常点在看，更及时获取资讯  Yi